提琴之都黄桥：中国制造的美丽与哀愁
本刊记者/程昕明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一把中国制造的小提琴能有多便宜？
在淘宝网上，产自江苏黄桥的入门琴价格从199元起。
就是这不可思议的低价位，撑起了中国提琴总产量的70％，也占据了世界提琴版图的30％。
2019年4月12日，在中国乐器协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国提琴产业之都黄桥”作为“乐器行业功勋单位”受到表彰。
在当地，不会拉琴的农民造琴的历史已有50多年，并连续24年提琴销量稳居世界第一。阳春白雪遭遇下里巴人，高雅艺术邂逅发财致富，共同谱写着“中国制造”的美丽与哀愁。
从“社办”小厂到琴韵小镇
黄桥的“提琴之都”是行政区划调整的结果，原本这里最出名的是特色小吃黄桥烧饼。
2010年，黄桥镇合并了周边的数个乡镇，变成了拥有二十多万人口的“超级乡镇”。原来经轻工业部和中国乐器协会联合命名的“中国提琴之乡”溪桥镇也并入了新设立的黄桥镇。
从黄桥镇政府向西五六公里，才是这个“提琴之都”的大本营。沿途，琴韵小镇的地标优雅而醒目，宽广的道路两侧是提琴状的人工湖和建设中的乐器产业园区。
根据当地政府提供的数据，2018年全镇乐器生产及配套企业完成产值22.8亿元，销售收入24亿元，占到了全镇经济总量的1/5左右。全镇年产各类提琴逾百万套，其中OEM（品牌代工）约占60％。
在故事开始的1960年代，这里只是给上海提琴厂加工配件的一家“社办”小厂。几位下放回原籍的上海知青拿着公社资助的几百元钱，在旧民房里做起了琴头、弓杆等零配件。
“一个琴头五毛钱，一个弓子一块钱。”江苏凤灵乐器集团董事长李书回忆说。
1971年8月9日，江苏省泰兴县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溪桥人民公社乐器厂。1973年4月22日，溪桥生产的第一把“向阳牌”小提琴诞生了。
到上世纪70年代末，因为机制和市场等多种因素，上海提琴厂下达的生产计划萎缩，工厂处于严重亏损状态。
1980年，李书担任提琴厂副厂长，他对内整顿风纪、调整生产布局，对外拓展合作、参加“广交会”，逐步将企业扭亏为盈，跃升为全公社排名第一的工厂。
1984年，李书抓住全国工业体制改革的机遇，走城乡联合的道路，与上海提琴厂签订了十年的联营协议，公社提琴厂由此变身为上海提琴厂泰兴分厂。这次联姻成为溪桥提琴产业腾飞的起点。
1995年1月1日，发展壮大的溪桥乐器厂正式独立，再也不用跟上海提琴厂四六分账了。当年，它就成为国内第一大提琴生产商，冲垮了众多国营乐器厂。
1996年，工厂又拿到了自营出口权，溪桥乐器厂更名为凤灵乐器有限公司，50％的产品通过合作的美国公司销往美国市场。自此，凤灵乐器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提琴生产商。
2007年1月13日，《洛杉矶时报》以《中国：小提琴制造王国》为题报道了溪桥的提琴产业。文中写道，“由于采用了流水线生产并拥有对每小时挣50美分感到满意的熟练工人，凤灵公司能以低于25美元的价格出售其产品……他们把德国和法国挤出了低价小提琴市场。”
在海外媒体眼中，“中国制造”在提琴领域里的异军突起与在玩具、服装、洗衣机、家具等领域的表现没太大不同——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快速提升的技术占据行业主导地位，而世界提琴行业的最高水平还在欧洲。
十多年过去了，这种产业格局没有太大改变，黄桥依旧生产着世界上绝对大多数的入门级学生用琴。不同的是，当年的“提琴之乡”早已升级为“中国提琴产业之都”。
2018年，以黄桥乐器文化产业园为核心打造的“琴韵小镇”入选全国特色小镇、江苏省首批特色小镇。
在琴韵小镇的沙盘前，黄桥乐器文化产业园管委会办公室主任钱富民娴熟地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起“一湖一厅两片区”的建设规划，这项占地3.17平方公里的工程将分10年逐步实施，目前已完成30％至40％。
在最新的政府规划中，黄桥镇力争到2021年聚集300家乐器企业，形成年产百亿元的规模，提升在全球乐器行业中的地位。钱富民介绍说，在黄桥现有乐器企业中，除了独占鳌头的凤灵集团，还有年产值6000多万的企业一家，年产值3000多万的企业七八十家，十几个人的家庭作坊上百家。
“上世纪80年代，凤灵乐器一家就可以代表黄桥的提琴产业，到90年代它还占80％以上，现在大约占到全镇产量的40％。”曾经在凤灵集团工作多年并对提琴产业深有研究的钱富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黄桥镇一家提琴厂的生产车间。一边是越来越高的人力成本，另一边是不到5%的利润率，这是提琴大厂面临的现实问题。摄影/本刊记者 程昕明
家族式的龙头企业
在黄桥的提琴发展史上，凤灵集团董事长李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在他亲手打造的中国最大的乐器博览馆，《李书的人生之路》也被制作成宣传画面悬挂在显著位置。
李书的身份很特殊，做过企业负责人，也做过乡镇领导。他如今的办公室仍是他30多年前当乡长时的政府办公楼，在这里，挂满了历任江苏省领导到黄桥视察的照片。李书介绍说，提琴行业是黄桥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所以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有的领导甚至上任的第一站就是到这里来视察工作。
1973年李书进入溪桥乐器厂做学徒，土生土长的他与音乐最早的关联是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拉二胡。他从做琴头学起，从保管员、会计、供销科长、生产科长一路做到厂长。
从1971年到1979年，厂里换过9任厂长，其中有一个厂长干了四个月被工人打到休克，没多久脑梗发作去世了。当地人把乐器厂称为“作气厂”，意思是厂里天天斗气，“大吵大闹三六九，小吵小闹天天有”。
1980年，“霸道总裁”李书接管乐器厂的十天内开除了13个不服从管理的工人。“我年轻时脾气很坏，我在理上我就狠，不在理上我向你打招呼。”年近七旬的他回忆说。
1984年与上海提琴厂的合作也是李书千辛万苦争取来的。为了这次合作，李书在一个月内跑了11趟上海，花好几天把提琴生产183道工序的价格背了个滚瓜烂熟。
十年的合作做大了溪桥的乐器产业，也坚定了他独立发展的决心。“跟国营企业合作太难了，一个小时可以解决的事十天都办不完。”
1993年，李书第一次到德国、意大利参加展销会，深受震动。“差别太大，我们的提琴卖100多，别人的卖1800，工艺上强太多了。”
李书不服气，买了国外的好琴带回来研究，一个一个零部件拆开看。“同样都是人做的，我们是人吗？”个头不高的他始终有一股庄稼汉的执拗。
1996年他再次到国外参加展会，发现自己的琴卖180块还有30％的利润。按李书的说法，之后他们又花了五年的时间把全世界大的提琴厂都冲垮了。“品质不低于它，但价格是它的十分之一。”
1999年，李书辞去溪桥的乡长职务一心办厂，上级领导大惑不解，“1949年以来，我们泰兴的乡长、书记没有辞职的，你是第一个。”
2000年，凤灵乐器有限公司改制为民营企业，李书担任法人代表，买下了公司100％的股份。2006年成立江苏凤灵乐器集团。
2010年，年近60岁的李书把公司的法人代表变更为1978年出生的双胞胎儿子，如今他们分别掌管集团旗下的吉他厂和提琴厂。
曾经有好几次，凤灵集团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上市，但是每次临到合同签字前他都退缩了。“手抖，不想用别人的钱。现在想起来还是思想不够大胆，有点保守。”
如今，整个黄桥的乐器行业都多多少少带有“凤灵”烙印。李书介绍说，当地在工商注册的乐器企业有119家，其中有81个是从凤灵出去的。
在3.4万人口的溪桥社区，大约有2万人在从事提琴生产。作为龙头企业的凤灵集团现在会把更多的前道工序下放到农村，制定制作和验收标准，农民们白天可以务农，晚上可以制琴，用李书的话说叫“工农两不误”。
“低档产品让他们做，小市场让给他们。我们以出口国际市场、大城市大客户为主。”李书认为这是未来凤灵集团和黄桥提琴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东方克雷莫纳”之梦
“这种放下锄头就做琴的模式，从客观上讲是必须佩服的。他们竟然能把这么复杂的东西做出来。”在北京新街口的一家提琴专卖店，一位提琴制作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这位制琴师介绍说，提琴制作包含了桥梁学、力学、声学、化学、几何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在提琴行业，也一直有机器生产和手工制琴之分，真正的高档提琴大多是专业技师从头到尾独立完成，顶多是一个师傅带几个徒弟，而不是黄桥式的流水线生产。
这位制琴师制作一把价格在六万元左右的提琴通常要花两个多月的时间，一个月做“白琴”，一个半月做油漆。
“提琴的木材通常要存放5年以上，否则很容易热胀冷缩，但是木材存储成本是非常高的，一般的小厂肯定做不到。如果琴很便宜，那利润只能从材料上压缩，有些提琴用的胶甚至都达不到国际标准。”这位制琴师说。
在店里为学生挑选小提琴的一位音乐学院老师表示，她遇到过一些用低价入门琴的学生，结果是花五分钟给学生调好音，过半分钟又跑音了。“课时费也不便宜，如果非要用这种便宜的琴，每次上课有很多时间都浪费在调音上，其实是得不偿失。”
在这家提琴专卖店，最便宜的入门级手工小提琴售价也在1800元左右，是黄桥入门产品的好几倍。
面对“便宜没好货”的质疑，黄桥乐器文化产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钱富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首先，黄桥的提琴是一种半机械化生产。其次，我们可以拿温州小商品打个比方，有人认为温州小商品都是低档货，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它的产业集聚度极高，社会分工很细，极大地降低了劳动力和物流成本，所以很便宜。”
这些年，黄桥也一直在努力突破“低端琴”的标签。
2019年3月28日，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研究中心创始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郑荃的提琴制作大师班在黄桥开课，当地近50名提琴制作人听取郑老师的专题讲座。
郑荃是第一位被公派到小提琴发源地意大利克雷莫纳学习提琴制作的中国人，也是中国加入国际提琴制作大师协会的第一人。2018年，他作为乐器行业唯一代表被授予轻工“大国工匠”称号。
二十多年来，郑荃多次往返于北京和黄桥之间，作为凤灵集团的技术总顾问提供技术指导。2018年7月，黄桥镇人民政府向郑荃颁发了黄桥“琴韵小镇”名誉镇长的聘书。
第一次到黄桥，郑荃被李书的管理方式震惊了。工人六点钟上班，李书四点就到厂里，上班以后先做早操、喊口号宣誓，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
受聘担任技术顾问之后，郑荃在凤灵集团建立了一个高级提琴车间，亲自驻扎过一段时间，又派自己的学生去那里住过几个月。但郑荃发现，消费者的观念还是很难改变，大家觉得到黄桥就是去买学习琴的。厂里做出的高端琴不太好销，同时对工艺的要求又高，总之费力不讨好，渐渐地做高端琴的人就越来越少。
“生产廉价提琴不是可耻的事情，它满足了很多刚开始学琴的小孩的需要。”郑荃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分工，就像有人当工人有人当工程师一样，互相不可取代。
其实，在黄桥人心中一直深藏着一个“东方克雷莫纳”之梦，那是全世界提琴行业的发源地和制高点，那里有500年的造琴史和300多位注册的造琴师，当地出品的提琴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
“做不到最高水平，这是整个中国制琴行业的痛点。但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事，关键是转换理念。”比如，郑荃近期在黄桥讲课时就反复提到返璞归真、回归传统。
近年来，为了提升提琴行业“中国制造”的水平，他还不遗余力地打造了“中国国际提琴及琴弓制作比赛”。将于5月4日开锣的第四届赛事就吸引了全世界464把提琴参赛，其中来自中国的提琴有400把。
在采访中郑荃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五六百元的琴也能做得很好，“工业化提琴也有自己的规律，不一定要硬往艺术提琴上靠。”
曾经在克雷莫纳游学5年的郑荃教授认为，黄桥的提琴制造能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但中国的提琴文化底蕴不如欧洲是事实，因此也没有必要盲目模仿。与其从外壳上去学，或者是搞一场成千上万人的活动、造一把全世界最大的提琴，倒不如踏踏实实把琴造好，“每一把琴好一点点，那就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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